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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集體資產進場交易制度的思考
發布時間:2019-06-05
       北京農投公司所屬產權所總經理劉峰在2019年5月6日《農民日報》03版發表文章——《農村集體資產進場交易制度的思考》。
       文章結合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管理的實踐中,集體經濟組織對于通過當地的農村產權交易機構進行公開交易,還有許多不同的認識進行分析;梳理了集體資產進入農村產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存在的種種典型誤解;同時也對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規范集體資產交易過程有利于集體資產的管理、產業的引導以及農村普惠金融政策的實施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淺出地剖析。
       該文章發表后,網易、鳳凰網、環球網、中國農業新聞網等20余家主流網絡媒體予以轉載。

       摘錄文章全文如下: 
       農村集體資產是實現廣大農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農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管理的實踐中,通過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來規范集體資產交易行為,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然而,對農村集體資產是否應當通過當地的農村產權交易機構進行公開交易,還有許多不同的認識。有的地區集體資產進場交易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偏松偏軟,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一方面政府下大力氣清產核資壯大集體經濟,而另一方面諸多集體資產規避進場交易,尋求暗箱操作。
       建立并落實好集體資產交易進場制度,是規范集體資產管理、保障農民利益的必經之路。然而,在工作中,我們發現對集體資產進入農村產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存以下幾種典型的誤解:
       誤解一:交易進場屬于強制交易
       一種觀點認為通過政府出臺政策的方式要求集體資產進場交易,有悖于市場化原則,剝奪集體經濟組織的自主權。這是沒有正確理解進場交易的基本概念。
       通過交易平臺來實現集體資產的交易是規范了交易渠道,而非控制交易結果。集體資產最終交易給誰,還是根據集體經濟組織民主決議內容,按照交易規則,通過市場方式產生。交易平臺提供的是公開的信息發布、公正的交易體系,目的是實現交易的公開、公平、公正、交易進場,實現的是交易渠道的規范性,是在尊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主體地位的基礎上,避免過去袖口交易、口頭協議、違規合同等不規范行為,是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保護,實現集體資產交易過程的民主監督,便于政府全程監管。
       誤解二:交易進場降低效率
       一種觀點認為交易進場是對資產交易信息發布渠道的壟斷,削減了集體資產通過市場化手段增值的機會,降低了效率。這是沒有正確認識交易平臺的功能和作用。
       進場交易的首要目的是規范交易過程,而不是限制信息的發布渠道。在進場交易前,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利用多種渠道尋找潛在受讓方,最大范圍的發布出讓信息。在與各類潛在受讓方的接洽中,了解市場的反應,逐步清晰資產的價值和交易條件后,再通過農村產權交易機構進行掛牌交易,既保障了集體的利益,也規范了交易的過程。同時,農村產權交易平臺也匯聚了大量的經紀會員和投資機構,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信息的發布。可以看到,進場交易不但沒有阻礙信息的傳播,反而是在集體經濟組織原有的信息發布渠道以外,增加了傳播的途徑,更有利于集體資產價值的發現。
       誤解三:進場交易增加農民負擔
       進場交易要繳納交易服務費,交易進場是否增加農民或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負擔?
       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大多是由政府授權的企事業單位創建,人員、場地和系統建設相關成本是交易平臺的主要支出,而交易服務費是交易平臺的主要收入,來維持平臺的正常運轉。由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建立的目的是協助政府規范農村產權交易行為,促進鄉村的和諧和經濟的發展,帶有很強公益性,所以地方政府普遍采取購買服務或補貼的方式來承擔交易過程中農民和集體經濟組織的交易成本。以北京為例,因為有政府的支持,如果出讓方是農民或集體經濟組織,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將減免其交易服務費。可以看到,正是由于黨和政府對農村工作的關心,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并不會增加農民和集體的負擔。
       對于以上誤解的澄清,我們可以看到,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規范集體資產交易過程,有利于集體資產的管理、產業的引導以及農村普惠金融政策的實施。
        (一) 加強集體資產的動態管理
       當前,國家下大力氣在農村開展清產核資工作,為摸清集體家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在日后若不能掌握交易數據,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集體資產臺賬,又將是過時的、錯誤的、不完整的數據,這是對資源的極大浪費。
       集體資產權屬和價值的變更都是來自于交易環節,只有將交易數據與集體資產臺賬同步,才能實時準確地掌握集體資產的變化趨勢。通過交易系統與農村三資監管系統的對接,可以實現集體資產臺賬的實時更新,將政府對集體資產的管理由靜態轉向動態和精細化。
        (二) 優化當地的產業結構
       地區發展,規劃先行,每個地區根據自身的發展基礎、地理位置和功能性作用制定本地區的產業發展規劃。比如北京正在積極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疏解非首都功能,許多以不動產形式存在的集體資產面臨著騰籠換鳥。在集體資產對外交易中,地方政府特別擔心,好不容易疏解的空間,又被不符合規劃的產業占據。
       通過交易渠道的把控,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統一進場交易,可以將政府的產業引導政策與集體資產對外交易的條件相對應,通過公開的渠道引入符合條件的產業,同時做到交易結果公示,政府可以從交易源頭把控住當地產業發展方向。
       (三) 奠定惠農金融政策的實施基礎
       些年,黨和政府特別重視農村資源資產的盤活,通過多方面努力來解決農業農村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金融服務有著自身的邏輯關系,高風險必然是高成本。當前,發揮集體資產金融屬性的主要風險在于資產權屬是否清晰,價值如何認定,以及出現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處置。
       一個規范活躍的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是實施惠農金融政策的基礎。交易市場的規范性體現在市場上交易標的清晰的權屬關系,而集體資產進場交易則保證了交易市場的活躍度,通過積累的數據和市場的反饋,可以得到資產公允的參考價值,同時,活躍的市場也為資產的快速處置創造了條件。
       自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來,我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呈現蓬勃發展之勢。然而,由于集體資產涉及多方利益,進場公開交易的阻力可想而知,這不是單純通過市場化手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農村產權交易市場作為一個政策性很強的市場,必須堅持政府的主導地位。同時,需要加大執紀監督力度,在廣大農村基層干部中牢固樹立集體資產進場交易的規范性意識。作為農村產權交易機構自身,應加強服務網絡建設和服務意識,提高工作效率,積極對接市場資源,延伸服務內容,以規范交易為核心,提升服務價值,成為政府的好幫手,集體經濟組織的好參謀,投資人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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